公元前 10世纪，殷商的末代君主纣 (辛 )为讨宠妃妲己的欢心，决意在太行山东麓为其修建一座石砌宫殿。据说，纣王初命大臣姜尚监修，姜尚拒不受命，并劝谏纣王爱惜民力，停建宫室，纣怒欲杀之，姜尚逃遁。随后，纣王又任命了另一位大臣崇侯虎，崇侯虎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兴师动众整整干了 7年时间，工程才算告竣，其豪华壮丽可想而知，这便是东亚建筑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座石砌宫殿 ——“鹿台”。建造鹿台的过程中死伤人丁无数， 百姓怨声载道， 这时 ( 公元前1046年 )一直厕身于殷商西部的一个小国 ——周的领袖武王姬发在姜尚的辅佐下趁机起兵，纣王发兵拒之于牧野。牧野之战商军阵前倒戈，纣王逃至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至此殷周鼎革，鹿台被毁。据说周人从此视石砌宫殿为不祥之物。
公元前1043，周武王姬发病逝，其子成王年仅十三，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姬旦顶着众人的流言蜚语，毅然担当起摄政监国的重任。姬旦即周公，这个人太重要了。他主持营造了东都洛邑，洛邑的建筑没有遗存，但是我们根据陕西凤雏发掘出来的西周木结构建筑遗址，不难想见洛邑宫室亲土木、忌金石的材料取向——商纣王自焚于石砌鹿台的情景历历如昨，“殷鉴不远”此之谓也。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纷纷选择了用石材代替木材来建造房屋，唯独华夏人似乎始终牢记着殷商鹿台的教训，只对木材情有独钟。据统计，一幢中原古代建筑物，木材往往占总材料的70%或更高的比例。
几千年下来，木建筑已成为中原古代建筑的代名词，并广泛地影响着周边地区，在以石材为主的西方建筑之外，形成了一个卓然独立的建筑体系。如西方世界的建筑皆以古希腊为渊源一样，东亚建筑也是早在先秦时代就奠定了风格取向和审美标准。“百代皆行秦制度”，这话同样适用于东亚的建筑领域。东亚建筑在后来三千多年的发展中，形制、风格大体上始终没有脱离周公时代奠定下来的那些基础规范，秦汉、唐宋、明清建筑艺术基本保持和延续着相当一致的美学风格，号称“三千年不变 ”难怪有人戏言：以一座木建筑为舞台背景，可以上演华夏历史上所有朝代的故事——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独树一帜。
前面说了，与西方古代建筑相比，东亚古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材料上始终专情于木材，以木架构为建筑主流。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前面讲了鹿台往事对于周人的影响，但问题显然没这么简单，于是有人从资源及技术角度入手，认为古代东亚发展出木结构建筑体系的原因有二 —— 一则古代黄河流域多木少石，木建筑取材更方便；二则我们的石造技术比较落后，不具备发展砖石建筑的潜力。这两种说法显然都经不起推敲。商纣的鹿台我们暂且不说，但看秦之长城、汉之陵墓、隋之赵州桥……哪一样不是高超的砖石结构？因此说东亚人的技术不足以发展砖石建筑体系是说不通的。此外，说东亚古代森林资源丰富固然没错，但要说石材匮乏却未必尽然，长江两岸是出了名的石材产地，但那里的建筑却依然以木架构为主，鲜见砖石砌体；而最具说服力的是，因历代采伐过甚，致使元明以后整个黄河流域几无可用之材，但中原王朝并未出于方便而改弦更张就地取材，而是不惜劳民，远赴湘、闽、赣等南方各省采木回来用，明代甚至因此激起过民变。可见，我们选择木材而非石料盖房子不是图方便，也不是对砌石技术无法掌握，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喜欢木材，而对砌石，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这便是价值取向也就是文化的问题了。木材亲切近人、易于加工是人所共知的，这也正是各民族起初普遍采用土木材料盖房子的原因。周公整理的那本《易经》赋予了我们一种异于其他民族的 “动态永恒 ”观念，我们不相信静态之死物可以恒久 (道教所谓“长生不老 ”的追求从来没有成为社会主流 )，却认定生生不息的 “变易”“发展”才是实现永恒的途径。因此我们对于建筑物并不抱古埃及人那种愿其亘古永存的盼望，而是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几乎视其为衣裳，而衣裳自然是舒适美观就好，若能显示身份地位更佳，至于能否亘古长存是不予考虑的——谁会要求一件衣服结实到可以世代相传接着穿呢？倒不如常换常新的好。所以说华夏先民并不存在要求建筑物亘古长存的心理预期，既然如此，盖房子选材料的时候自然就不必考虑石材较木材更能传之久远这层优越性了。而若是不计较耐久性的问题，那还有什么材料能及得上木材呢？这才是我们在其他各民族纷纷转向石材之时而能不为所动的根本原因。
对木材的这种偏爱到汉代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那时源自《易经》的阴阳五行说开始打着儒学的旗号在华夏世界大行其道，石材近于五行之金，而金与五位之西、五时之秋、五色之白相对应，象征着肃杀与死亡；砖由土制，土在五行中虽为吉象 (因此中原古建筑土木并举 )，但它又是被踩在脚下的，而只有死人才归于尘土。因此，在古代东亚，砖石材料用于死者的陵墓被视为理所当然，作为边关防御工事的材料当然也是上上选，唯独不能用来砌筑人们的居住环境。儒家东亚的文化是“重现世”的，追求生气，而五行之中与生相对应的唯有木，木居东，以青为色，以雷为声，象征着春天，所以，本来就住惯木建筑的东亚人从此对木材更为钟情，视之为天经地义的建筑材料，除了陵墓、边城和部分桥梁以外，从一般的百姓民宅到宏大的皇家宫殿、方外庙宇，皆采用木构架，并且绵延数千年，一直用到清末。
此外，道家“尚阴柔”的文化性格也被认为与华夏先民取木造房的嗜好不无关联。老子教导人们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对环境所持的态度一向是利用而非征服，行事的手段崇尚迂回而不取直接。受此影响，华夏文明的整体精神气质都有倾向于阴柔的一面。从建筑材料的获取方式上看，石料需要挖掘和开采，而木材需要培植和砍伐。前者采掘带着直接的、硬碰硬的征服与索取的色彩；而后者植树造林则是迂回的，更倾向于对自然进行配合和利用。文化对于建筑的影响，当真不容小觑。
（责任编辑：张洋 HN080）